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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非常明显，作为中国国际贸易核心优势的“制造业”聚集在东部沿海一带，因此这导致了中国各省份出现了较大的发展裂缝。很多时候，那些经济发展不太好的地区，反而需要负担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蔬菜、水果、猪肉等，这更加严重限制了当地吸引工商业投资的能力。
中国各省份并没有出现预期的联合统一大市场，反而，各个省份通过诸如户籍制度、购房制度、福利制度、信贷制度、税收制度、教育政策等，来短视地维护该省份居民的低效率经济发展红利。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能够挖掘到最优质的人才机制上的，因此，凡是城市发展较好的地区，都有一种“任人唯贤”的好文化在起作用。
以下这些图例，都只是从不同方面来观察中国区域经济现状，有一些数据只是样本抽样获得的，因此可能会有“抽样误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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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份在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从理论上而言，这些快消品是能够跨省、跨国进行调剂供需双方的，因此，中国各省在这些商品方面的价格就应当是趋向一个共同价格的，不过，考虑到大部分的城市蔬菜、水果供给主要来源于当地农民的种植，继而，他们的价格就有了较大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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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人口”方面的横向对比，我们能够大致地发现，各个省份的“性别比例”、“结/离婚率”等人口指标，是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当地的文化风俗、教育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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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到2007中国犯罪频率变迁地图，很多人说这与当地收入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关联。中国整体的犯罪频率更加高了，不过新疆、青藏、内蒙古、东北地区、云南、贵州、广西地区经济发展不快，犯罪频率却更加高了，多少有些遗憾。有很多一根筋的北方老实人往往喜欢诉诸暴力解决疑难杂症，这个还是应该提高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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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3年关于各个省份每10万人口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在校学生的中国地图。颜色越深表示该省份的每10万人口中该阶段教育在校学生越多，颜色越浅代表学生越少。这四张地图显示，就小学、初中万人在校学生数而言，中西部远远完胜东部地区；
可是一到高中和大学阶段，这个趋势就逆转到东部地区绝对优势战胜了西部地区。如果这能够说明什么，那就是“寒门难出贵子”，高级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多少为边疆地区的小学和初中生感到一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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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份城乡不平等排名# 我们并不需要过多依赖Gini系数去评估该地区的经济福利分配情况，下图的分析是基于城乡两地区“消费购买力”和该省份（市）城镇化率2014年度数据基础上的，因为我们相信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且更应该是“当期的消费”而非“延迟的消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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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农村和城市贫穷（富裕）程度排名# 请相信我，GDP是一个完全具有误导性的经济福利指标，至少在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中国是如此。要判断一个省份的经济福利程度，我们只需要借助一个“真实消费购买力”指标（此处不是用来剔除价格因素的），因为经济之所以能够扩展就在于消费购买，而不管是国内的购买还是国外的购买（出口），或者现在的购买还是未来的购买（投资）。
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最穷的城市分别在（注意是全省整体水平而非个别城市水平）：西藏、江西、陕西、海南、河北、甘肃、贵州、吉林、新疆等（第一张图）；中国最穷的农村分别在（注意此处依然是全省整体水平而非个别区域的农村）：西藏、甘肃、广西、贵州、新疆、安徽、河北、云南、河南等（第二张图）。
注意：此处的结论可靠性也依赖于该省份（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因为很可能某个省份的城乡居民都舍不得消费购买而将具有购买力的货币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转移到其他省份的居民、企业手里。不过整体而言，抛开居民储蓄倾向的差异和经济模式不同因素，这份排名榜单是具有比GDP更大可信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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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经济外向型程度排名# 我们是根据各省当年净出口（货物服务出口减去货物服务井口）/GDP指标来衡量对外贸易对该省（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我们看到整体而言，中国的外贸型大省份都集中分布在沿海各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其中又以广东、浙江、江苏、上海为主，海峡经济带的福建和渤海湾的山东的经济外向化程度也很高。中
国的外贸经济基地由90年代的辽宁和黑龙江东三省区域，逐渐转移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在2008年几乎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广东在该年20%的经济发展是由净出口推动的，而此时的浙江、江苏经济盘子由10%的净出口组成，私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可能会在该指标上超过珠三角地区而更加外向化。
而像青海、西藏、宁夏、云南、新疆、河南、海南、贵州、山西、广西、黑龙江、甘肃、内蒙古、天津、陕西、吉林等省份在2014年造成了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先写出来的省份代表相对于其经济体量赤字越严重），中国依靠8个省份的“经常账户盈余”去弥补其他剩下的23个省（市）的“经常账户赤字”并仍然取得了中国双账户的盈余，也可以间接看出来中国经济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发展程度失衡问题。
这些出口经济发达的省份往往也是经济总量靠前的省份（河南是例外），所以中国想要转型经济从“出口驱动型”到“国内消费型”就只需要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福建”这6个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影响的省（市）。
中国未来的经济中心很可能会逐渐从珠三角地区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因为那里有更雄厚的金融资本和更丰厚的教育资源而且私营个体经济和家族企业发展更快，至于北边的渤海湾经济地带总是受限于政治导致的“经济自由化”障碍而不会比南方发展更好。
致力于成为国务院直辖市的“深圳”会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了全国甚至全球的人才和资源，鼓励创造性和锲而不舍的试错精神会让深圳成为中国高科技“硅谷”地带，到时候中国的经济中心会再一次南移到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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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居民享受政府福利程度排名#我们根据（政府消费性支出/最终消费性支出）指标来反应该省（市）政府经济福利传送情况。中国政府（大多归功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对边境特殊地区的西藏和新疆居民带去了很大的经济福利，西藏和新疆在该指标方面分别为61.56%和43.54而居于前两位。
北京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北漂族”，很大部分因素归功于当地和中央政府以政府财政支撑的42.29%当地总消费支出，当然也就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各种低价和无偿的公共福利举措服务当地居民。作为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重灾区的老工业基地的东三省却出现了明显分歧，黑龙江和吉林在该指标上分别高达34.29%和30.47%。
这表明政府部门在积极帮助这个曾经遭受严重经济社会大萧条但经济转型仍然很困难的地区居民改善社会福利，可处于环渤海湾经济带的辽宁却成为全国最不福利的省份（19.84%），原因可能与该省份相对更好的经济活力有关（不过居民消费支出98-2014年复合增长率也只为11.16%）。
上海、贵州、重庆、浙江、四川、安徽、山东、广东、湖南、福建在该指标上的数据是低于25%水平的，在经济发展较好的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省（市）更可能是由于当地居民消费购买力强大，但在经济发展不那么好的贵州、重庆、四川、安徽、湖南省（市）则更倾向于当地政府在民生工程和福利举措方面确实做得不够到位甚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在财政资源分配方面考虑的政治地域因素很多，作为政治中心和国有资本集中地的北京在政府福利传送方面以20.69%的复合年化增长率飞速前进，然后就是社会管理压力极大的西藏、新疆地区(增长率分别为20.35%和15.44%)；而【山东、辽宁】，【广西、福建】，【湖南、江西】，【青海、四川、广东】就相对呈现更缓慢的增长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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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工资竞争力排行# 经济总量GDP若按照收入法计算，可以按照不同市场主体来划分为“工资”+“利润”+“其他”。
在一个经济体中，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直接影响了该社会消费和投资结构，因为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相对于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要小，这就导致了很多缺少投资所需资金的欠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往往通过更有利于资本所有方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体系为工业发展积累原始资金。
考虑到中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15万亿元，而且中国的储蓄率始终50%高水平，国家的收入分配体系应当立马改革，因为工薪阶层在中国工业化阶段往往遭到国家人为的制度设计而遭到剥削，而如今在从工业化到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就应当重新考虑工资在全社会经济中的份额了。
没有工资收入者的更高份额经济份额分配，中产阶级就难以培育，那基于国内消费发展的经济模式就不可能成功，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是呈现递减趋势的，所以只有把处于“利润端口”的收入部分转移一部分到“工薪端口”，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才会有所提高从而驱动“消费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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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经济产业转型排名# 我们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三产业增加值”的统计体系归类，中国各省（市）经济产业转型的排名依据是参照“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趋势进行的。
一个经济系统在后工业化时代会逐渐过渡到服务基础上的服务经济，因为在工业化阶段的那些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会因为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生产资料外溢去获取更高的回报率。
工业资本因为大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大量的资本投入会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再加上有更高效率的劳动力要素大幅上涨，所以原先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更多的让自动化系统取代，否则在一个较为发达的成熟经济体中生产出来的诸如“水泥、钢铁、衣服、计算机等”就会因过高的成本而在国际贸易中败给那些“新兴发展中国家”。
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基于知识、技术、品牌高端链条上的（当然，有很多后发展中国家“informal economy”非常高的比重），设计、金融、时尚、娱乐、运输、网络、信息、零售、住宿、旅游等本质上是便利人们满足各种层次的经济活动需要的。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层次是很难被决定的，尤其是从工业制造业阶段到服务业阶段的“新经济范畴”是全球资源配置格局和该国相应经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所共同决定的，而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都只是“有心却无力”。
注意：严重失误，里面很多图时间顺序出现了错误（1993 1998 2003 200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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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西部还是东部非东部经济区# 在建国初期，国家为了更好地对各个区域进行集中管理，建立了诸如“西南局”、“西北局”、“东北局”等综合管理下属的相关省份。几年后就废除了这样的大区制行政区域管理体系，但是中国政府依然沿用这样的地理概念去划分经济区域，尽管这里面有很多概念需要纠正和改进。
在新世纪期间，我们有“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国家战略，还有“沿江产业转移”、“沿河产业转移”、“鄱阳湖产业带”、“芜湖产业带”等等吸引眼球的倾向性政策，但是现在的真实情况是中国的产业转移战略是不成功的。
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空间结构里，我们认为，传统的“东、中、西部”经济区域划分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因为中部整体上跟西部经济在结构上无明显差别，甚至在很多指标上是比西部的某几个省份要表现差一些。中国的地理经济区域应当划分为“东部和非东部”两个层次，而不应当人为地设置中部作为一个过渡地带，从而缩小中国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的现实尴尬情形。
中国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为南方和北方，通过漠河腾冲一线划分为人口密集和稀少的两个区域，而在经济上却偏偏要设置一个中部具有模糊属性的概念来表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
就”东部“和”非东部“两个经济层次，让当下的”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享受同样的政策待遇，政府却非要说中国的发展是阶梯状的，整体而言中国的区域发展不算失衡的，这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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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西北已胜中部#西南+西北在经济总量上、人口上、土地面积上、自然资源禀赋上都是超过中部的（或者略超过），但是政府的政策定位却是东部搞“高端制造业和开放”，中部搞“农业和东部转移产业”，而西部却搞“资源开发和低端劳动力输出业”。
中部从94年的8663亿经济总量，增长了16倍从而达到了2014年的13.86万亿；西北部从94年的2924亿经济总量，增长了19倍达到了2014年的5.66万亿；西南部从94年的5587亿经济总量，增长了15倍达到了2014年的8.14万亿。
三个地区在94年的经济总量中占据的份额分别为：19.07%（中部）、6.23%（西北部）、12.30%（西南部），而在2014年经济份额变为：20.26%（中部）、8.27%(西北部)、11.90%（西南部），而东部的份额始终在51%。
计划经济时代的东北工业基地萎缩的份额不过是在中部和西北部被吸收了，而如果把东北三省的经济总量也放在东部经济区域，那么东部经济在94年的份额约为62%，到2014年则为59.5%，份额确实说笑了将近2.5个百分点，可这全都是东北部在市场经济中遭受洗涤的产物，而除开东部三省的东部沿海区域则稳稳地获得了51%的经济总量份额。
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带划分为“东部”和“非东部”，我们就可以联合当下的西部区域和中部区域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提升国家产业政策方面话语权。至于为什么西南省份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萎缩了，我们发现西南省份有个别省份人口增长不如东部和中部省份水平，而且在以“资源开发和低端劳动力供给市场”为中央政府政策定位的指导下，西南部在天然气（四川）、矿石原料等生产资料销售上往往受制于国家为促进制成品出口而公开和隐含地压低大宗原料的价格政策倾向；
而西南部尤其是四川、重庆人口大省（市）有高比例的迁徙“劳动力”前往东部地带（西南部在全国的人口份额为17.9%），相对于西北部内陆地区的诸如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陕西省份（西北部在全国的人口份额9.1%）主要在该西北大区域内迁徙工作，西南部的劳动力（高端、低端和中端）主要是在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而让东部地区经济份额始终保持不降而间接地影响了西南部地区自己的经济份额。
注意：图一中的纵轴上的“1”为中部，“2”为东部，“3”为东北部，“4”为西北部，“5”为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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